编者按：土地入股、资金互助、社会化服务……经过多年发展，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涌现出多种合作模式。这些合作社在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、提升产业竞争力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部分合作社管理不够规范，未实现妥善的利益分配，缺乏有效的自我发展机制。合作社发展过程中，农民利益如何保障、产业升级如何实现、自我发展如何持续等问题都亟待解决。《新农村》周刊从本期起推出系列报道“聚焦合作社”，关注这些发展中的问题，并努力探寻答案。
10年前，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是个新名词，知道的人屈指可数。10年后，曾经的“稀罕物”已星火燎原，其对农村、农业、农民带来的影响，如同巨石落水，激起千层浪。
上规模、降成本、增收入……加入合作社，好处不言自明。但在广袤的乡间，观望的情绪并未消除。时不时曝出的失败案例，更是不断刺痛着农民谨慎而敏感的神经。能不能赚钱，如何保证收益……农民心里的“小九九”，无非是自身利益的保障。
经历了起初的快速扩张，农民专业合作社如今面临不少困难。解答好农民的疑惑，让农民吃上“定心丸”，是合作社继续前行的必答题。
赚了钱，心病却难消
在合作社组织体系中，散户农民总体上处于相对弱势
地处山区，十年九旱，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蓼坞村的乡亲，以前的日子并不好过。
村里有种小米的传统。不过，因为土地贫瘠，费时费力不说，产量还一直不高，更卖不上好价钱，动不动就得在家里存上好几年。
“这些年可好了，合作社搞得像模像样，从播到收，全都按人家的要求来。”61岁的信维民一算账，每亩地小米产量增加了30%，卖价高了50%。“一亩地能收入三四千元，村里80%以上的农户都种了小米。”
信维民所说的合作社，成立于2008年，全称是蓼坞小米专业合作社。经过8年多的发展，合作社从最初的17户社员，扩大到现在170多户，种植面积达到3700多亩。而实际参与进来的农户，已经有576户之多，其中有不少贫困户借此脱贫。
理事长孙波介绍，合作社为社员提供免费技术指导和良种，而且想方设法降低肥料成本。“更重要的是，按高于市场价20%的价格统一收购小米。这只是保底的价格，实际操作中还会根据销售情况提高收购价。”
合作社强调利益共享，确实让农民尝到了甜头，种植方式的革新，让大家腰包更鼓。这些变化，农民都能看得见、摸得着。在对合作社寄予厚望的同时，焦虑感也会偶尔泛起。
淄博市高青县青城镇张巩田村的岳增群老两口，起先就对加入合作社心存疑虑。看到别人入社后既领钱又分红，老两口索性把家里的4.8亩地一股脑地流转给了佃祥蔬菜专业合作社。头两年，一到秋后，老两口就能一分不少地领到钱款。可去年，等到年关才有动静。
“合作社是不是出了问题，‘老板’会不会卷款跑路？”老两口心里犯起了嘀咕，后来才得知，佃祥合作社是因摊子铺得过大，管理出了漏洞，资金遇到困难。
高青县农业局农经站王锐军表示，农民的担心并非多余。“虽然合作社是由农民自发组建的，但在整个合作社组织体系中，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，对经营信息掌握不多，散户农民总体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。”
同呼吸，才能“共好运”
合作意识不强，利益衔接不紧密，是亟待解决的问题
俗话说，同呼吸、共命运，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。
作为淄川区农业局经管站站长，杨道迎平时爱跟合作社的负责人聊天。有好几次，他听到这样的抱怨。“本来应该是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，实际上却是利益共享的时候多，风险共担的时候少。”
类似的案例不少。有的合作社，效益好的时候，十里八乡的农民争着要加入，可一旦出现经营困难，便如“树倒猢狲散”。有的合作社，需要筹集资金的时候，没几个愿意出头，可一赶上分红，人就一下子冒了出来。
“合作意识不强，利益衔接不紧密，是不少合作社存在的问题。”在杨道迎看来，大多数合作社内部实质上是简单的买卖关系，尚未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。“如此松散的状态下，虽然抱了团，但留的缝隙很大，农民的利益自然难以维护。”
在这种情况下，合作社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。张卫刚领办的佃祥蔬菜专业合作社，就有过这样的教训。加入合作社以后，农民变成了新社员，像城里人一样拿工资上下班。一开始，因为管理不精细，社员劳动靠自觉，出工不出力的问题随之暴露。
“咱不可能眼盯着社员干活，也不可能处处都安监控。”不仅如此，张卫刚还发现，车辆、笔墨纸张的严重浪费也成了大问题，去年仅用在车辆上的费用就达四五万元。“今年抛弃‘大锅饭’的做法，重新规划出责任棚、责任田，让社员多劳多得；实行‘公车改革’，将3部运菜车卖掉，向社会购买服务。堵住了跑冒滴漏，就保住了合作社财富。”
“合作社的健康发展，就是农民利益的最大保障。”孙波的感受是，合作社虽然已经走过了近十年，但依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。“必须要切合实际，从易到难，能干多少就干多少，不盲目扩大规模。在保障社员持续获得收益的基础上，通过有效的管理，增强凝聚力。”
立规矩，扎好“铁篱笆”
发展和规范同时进行，既要引导扶持，也要加强监管
政府，无疑是农民最大的靠山。在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，政府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和及时介入，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尤为重要。
“目前来看，合作社的发展存在种种问题。”淄川区农业局副局长李同武坦言，到底是先发展，还是先规范，此前有过不少争论。“我们觉得，发展和规范必须同时进行。整个淄川区有600多家注册的合作社，300多家运行良好，200多家运行一般，还有100余家存在问题，作为主管部门，要及时处置，做到清理整顿有进有出。”
政策引导，是重要的调剂手段。目前，从中央到地方，都制定了财政奖补、贷款支持、人才培养等一系列措施，引导合作社进一步规范化。淄川区设立了合作社发展专项资金，用于对市级以上示范社项目进行长期扶持，对合作社进行奖励。通过捆绑式扶持，淄川区将各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先向典型示范社、特色产业社及优势产业社集中。
对合作社的监管，需要多加几把“锁”。以合作社与农民签订协议为例，第三方力量不可或缺。高青县的做法是，合作社与社员签订的协议一式3份，合作社与社员各留一份，另外一份委托合作社所在地的政府部门保管。高青县的审计部门，还将全县 719家登记在册的合作社纳入财务审计范围，防止合作社制假作假、坑农害农。
“不能让合作社游离于财务、司法监管之外，职能部门要为农民提供多重保护。”王锐军认为，农业生产风险较高，一旦出现风险，要及时帮农民止损。“合作社遭遇资金链断裂或老板‘跑路’，司法部门要立即介入，保全财产。尤其是对农民依法索回土地使用权的要求，要切实给予必要的支持。”
